忆我的老姥姥
期次:第2010期
作者:仲川
1979年秋天,电影《甜蜜的事业》中的主题歌在青岛的大街小巷飘荡的时候,我的老姥姥因突发脑溢血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因而,每当听到这首歌、想到这首歌时,老姥姥慈祥的面容就又浮现在我眼前,温暖的话语就又萦绕在我耳边。不知不觉老姥姥已经去世近40年了,我也从一个懵懂少年步入了知天命之年,可时间却怎么也挡不住我对老姥姥那份深深的思念。
老姥姥姓孟,1893年生于日照县一个富裕之家。她是我母亲的奶奶(我的亲姥姥,在母亲5岁时去世,母亲由其奶奶帮着抚养大),按说我应该叫她老姥姥,不过为了小孩子们叫起来方便,也更亲切,我们兄弟姊妹一直叫她“姥姥”。实际上直到我上初中前后才明白我“姥姥”其实是我的老姥姥。
老姥姥1948年随全家从老家来到青岛。青岛解放前夕,二姥爷和三姥爷(老姥姥的两个儿子)去了台湾,从此与家人失去联系达30余年。此后的几年中我姥爷、老姥爷相继去世。从那时起已近六旬的老姥姥肩负起了独自抚养孙辈的重任,开始与十三四岁的孙女(我母亲)和七八岁的孙子(我舅舅)相依为命,靠替人拆拆缝缝赚点零碎钱与家人艰难度日。1955年17岁的母亲在干了近两年临时工后总算找到了一份工作,在一个街道小厂当了工人。这时家里的生活条件才算稳定了些。可是三、四年后,只靠母亲不多的工资已无法活命(三人都出现了浮肿症状),不得已,母亲和舅舅闲时挖野菜,夜里到海边捡海菜,甚至上树撸榆树叶子充饥,这样祖孙三人才艰难度过了三年“自然灾害”时期。
1966年母亲与父亲结婚,第二年生下了我。生我的第三天母亲得了乳腺炎,下不来奶,从那天起我就未再吃母乳,也因为这,我小时候体弱多病,因而,在我们兄妹三人中老姥姥最疼我。那时她已经70多岁,可她亲小孩儿,也乐于力所能及地给我母亲帮些忙。所以,周末母亲忙家务时,有时会把我送到老姥姥家,让她照看我。老姥姥亲我,我也亲她。听母亲说,我三岁时老姥姥得了一场大病(急性肺结核),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,病情危重。劝她住院,她坚决不去,说“活人不得死病。”只同意在家里吃药治疗。有一天晚上,母亲抱着我去看老姥姥,我的一句话让她老人家感动地几乎落泪。那天老姥姥由于病痛的折磨,对坐在床边的母亲说 “快死了吧。”在她身旁的我听到她说这话,就对她说,“姥姥,你别死,好了病和我一起玩儿。”感谢上苍,老姥姥慢慢地恢复了健康。
我逐渐长大后,就不必母亲带我去老姥姥家了。到了周日,我和妹妹常常去看她,找她玩。那时舅舅已结婚,因住房紧张,舅舅在原来的屋子后开了个门,盖出了一个五六平米的小屋,老姥姥住在那里。小屋里只有一张两条长凳搭起的床、一个旧木箱 (装衣服、被褥用),再就是一个炉子了。记得老姥姥床上常年铺一条棕色旧褥子,盖一条灰色的打了补丁的旧毯子。
老姥姥抽烟,但从未见过她抽香烟,哪怕是5分钱一盒的葵花牌香烟,她只吸旱烟。从未见过她穿过一件新衣服、一双新鞋。老姥姥自己没有收入,一个月只有十块、八块母亲和舅舅凑给她的生活费。可她知道我家有兄妹三人,生活较困难,每次我去她那儿,她都会从衣兜里颤巍巍地摸出(由于长病,老姥姥的一只手的手指已经变形)5分或一毛钱,让我出去买个冰棍吃,买个本子用。看到我高兴地吃着冰糕是她最幸福的时候。我现在想,老姥姥当时给我们的那不仅仅是几分钱,分明是一颗慈爱的心。
小时候,我有些调皮,有时会受到爸爸的训斥,甚至打骂,这事让老姥姥知道了。有一次,我和爸爸一起去看老姥姥,向老姥姥问过好后我就到院子里玩去了。过了一会儿,我不经意地路过老姥姥屋子窗外,听她对爸爸说,“川他爸,以后别打川了。他犯了错,你说说他就行了。这孩子从小没吃过她妈的奶,看他那瘦弱的样子,你怎能忍心打他呢?”听到这话,我并未做声,心里似涌上一股暖流。
每到春节,我们全家都会一起去老姥姥家给她拜年,并和她及舅舅一家一起吃顿饭。可老姥姥常常匆匆吃完饭,就回到她的小屋,独自坐在床上愁眉不展、默默无语。当时我年纪还小,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后来,老姥姥去世了,我也大些了,母亲才对我说,每当过年团圆的时候,是老姥姥最伤心的时候,那时她会更加思念她早逝的大儿子(即我的姥爷)以及解放前夕去了台湾一直杳无音信的二儿子和三儿子。
老姥姥去世前的一两年,思儿更加心切,常常独自落泪,哭久了,眼睫毛开始向内翻,以致影响了视力。记得老姥姥去世前的几个月,我去她家,推开门,坐在两、三米外的床上的她听到了开门声,向屋门方向张望,却看不清来人,直到我走近了喊她一声,她才知道是我。就这样,在生活的困苦中,在思儿的煎熬中,老姥姥走完了她87岁的人生,带着遗憾、带着惦念走了。那是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,是一个秋天。
三年后,经过多方努力,在台湾的二姥爷和三姥爷才和我母亲、舅舅取得了联系。未能赶在老姥姥健在时与她联系上,成为他们的终生遗憾。为了表达对老母亲的怀念,他们让舅舅寄去了一张老姥姥老年时的照片,放大后装入镜框挂在台北家中的墙上,兄弟俩在照片下合影留念。他们又凑钱寄给母亲、舅舅,让他们给老姥姥及老姥爷买了一块墓,把骨灰安放其中。
1993年,三姥爷刚刚从台北市某警长岗位上退休不久,就乘飞机绕道香港回大陆探亲(二姥爷因身体原因未来,后在美国去世)。来青后三姥爷与我母亲、舅舅到墓地去给老姥姥、老姥爷上了坟。此后,三姥爷每两三年就在清明节之前回青岛一次。我常常想,老姥姥如能多活几年,亲眼见到她从台湾回来的儿子,哪怕是听到他们平安的音讯,那该有多好啊!
老姥姥只是一位普通的中国妇女,可她的经历却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中国人的一个缩影。但愿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再经受那不堪回首的饥饿难耐之苦、骨肉分离之痛。
(仲川,外国语学院教师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