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海洋大学电子版 - 第2006期(2018年3月8日) - 第03版:观点      语音播报
 

“生活的力量”

作者:傅国涌


  1933年7月,任鸿隽在 《独立评论》发表的《烦闷与大学教育》一文提出了“生活的力量”这个概念,这是他在南开大学毕业式上的一次演讲。他说,“要培养生活的力量,第一要各个分子的健全。若是大学教育还有它的目的与意义的话,培养社会上健全与有用的分子,就是它的最高的目的与意义。你在大学毕业之后,可以做一个医生,一个律师,一个工程师,但你是不是一个社会的健全分子,还得待考。……人与国家的烦闷有一部分是由自己力量造成的,因此,解决烦闷的方法,也有一部分是自己的力量所能左右的。我们希望社会上健全分子的增加,即是造成烦闷力量的减少。同时这些健全的分子能够通力合作,向着完成一个较大的较高的组织进行,那便是生活力量的增进。有了强大的生活力量,我们还怕有什么烦闷不能解除!”
  这位20世纪前半叶“科学救国”的代表人物,中国科学社和《科学》杂志的重要发起人,主持过重要的中华文化基金会,担任过东南大学副校长、四川大学校长,是那个时代在公共领域有影响的知识分子。“生活的力量”,我第一次读到这个说法,即怦然心动。我们今天在社会生活中常常有一种巨大的无力感,不就是缺乏“生活的力量”吗?广土众民的国家,泱泱大众有量无力,知识不能成为力量,知识也不能改变命运,我们几乎已不能想象将“力量”这个词与生活联系在一起。物质主义越来越让人的生活变得没有尊严感。正是这个社会失去了健全的分子,失去了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,只认势利、不论是非的风气弥满在空气当中,使整个社会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泥沼当中。
  要造成“生活的力量”,当然需要从教育入手,任鸿隽在另一篇《再论党化教育》的文章中这样分析,“在我们看来,教育只是一个社会里面,老成人们加于少年人们的一种训练。这种训练,自然是以老成人们要形成少年人们的理想为标准。人在少年时代,受教育感化的力量很大,所以施教者的理想,最能影响受教者的思想行为。因为这个原故,社会中的领袖或‘先觉’,往往能利用教育的力量,把他们的理想,在受教育者的身上表现出来。尤其是在近今教育制度发达,组织完备的国家,教育力量的表现,更为明显而重要。……我们不要忘记,教育的主体,是一个未发展的人,而其余的利用,都是由这个人生出来的。所以在政治家一方面看来,教育的工具观,非常重要;可是在教育家一方面看来,教育的自身的价值,自然有他的相当地位。而且就广义说来,教育的自身价值观,可以包括教育工具观。因为教育必定有一个目的,教育的工具观,不过表示教育目的的所在罢了。”
  他认为,这还不是根本问题,最根本而有讨论价值的问题,“是教育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”。教育的价值,其实就是要造成社会的健全分子,增进“生活的力量”,减少社会的痛苦。这是“教育的工具观”所无法达成的。他为此发出这样的疑问:“教育家要承认个人的目的比社会的目的重要呢?还是社会的目的比个人的目的重要呢?”在他心中这个问题是有答案的。他提醒:“不过我们不要忘记,一个社会,是由个人的分子组成的。有了健全的分子,不怕没有健全的社会。一个健全的教育制度,必须社会与个人有完全的和谐;要使社会的发展,助成个人的自达,不要牺牲个人的自达,来助成社会的发展。”
  通过教育造就健全的分子,这是培养“生活的力量”的前提。任鸿隽本人就是那个时代的健全分子,身上体现出的正是“生活的力量”。一个社会多几个像他那样清醒而且认真的人,这个社会便多了几分希望,如果他们成为社会的重心,这样的社会就有希望成为一个健全的社会。虽然,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中,他们所代表的手无寸铁的力量曾经被淹没了,但他的思考与见解仍然代表着文明的方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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