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3年7月，任鸿隽在 《独立评论》发表的《烦闷与大学教育》一文提出了“生活的力量”这个概念，这是他在南开大学毕业式上的一次演讲。他说，“要培养生活的力量，第一要各个分子的健全。若是大学教育还有它的目的与意义的话，培养社会上健全与有用的分子，就是它的最高的目的与意义。你在大学毕业之后，可以做一个医生，一个律师，一个工程师，但你是不是一个社会的健全分子，还得待考。……人与国家的烦闷有一部分是由自己力量造成的，因此，解决烦闷的方法，也有一部分是自己的力量所能左右的。我们希望社会上健全分子的增加，即是造成烦闷力量的减少。同时这些健全的分子能够通力合作，向着完成一个较大的较高的组织进行，那便是生活力量的增进。有了强大的生活力量，我们还怕有什么烦闷不能解除！”
这位20世纪前半叶“科学救国”的代表人物，中国科学社和《科学》杂志的重要发起人，主持过重要的中华文化基金会，担任过东南大学副校长、四川大学校长，是那个时代在公共领域有影响的知识分子。“生活的力量”，我第一次读到这个说法，即怦然心动。我们今天在社会生活中常常有一种巨大的无力感，不就是缺乏“生活的力量”吗？广土众民的国家，泱泱大众有量无力，知识不能成为力量，知识也不能改变命运，我们几乎已不能想象将“力量”这个词与生活联系在一起。物质主义越来越让人的生活变得没有尊严感。正是这个社会失去了健全的分子，失去了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，只认势利、不论是非的风气弥满在空气当中，使整个社会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泥沼当中。
要造成“生活的力量”，当然需要从教育入手，任鸿隽在另一篇《再论党化教育》的文章中这样分析，“在我们看来，教育只是一个社会里面，老成人们加于少年人们的一种训练。这种训练，自然是以老成人们要形成少年人们的理想为标准。人在少年时代，受教育感化的力量很大，所以施教者的理想，最能影响受教者的思想行为。因为这个原故，社会中的领袖或‘先觉’，往往能利用教育的力量，把他们的理想，在受教育者的身上表现出来。尤其是在近今教育制度发达，组织完备的国家，教育力量的表现，更为明显而重要。……我们不要忘记，教育的主体，是一个未发展的人，而其余的利用，都是由这个人生出来的。所以在政治家一方面看来，教育的工具观，非常重要；可是在教育家一方面看来，教育的自身的价值，自然有他的相当地位。而且就广义说来，教育的自身价值观，可以包括教育工具观。因为教育必定有一个目的，教育的工具观，不过表示教育目的的所在罢了。”
他认为，这还不是根本问题，最根本而有讨论价值的问题，“是教育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”。教育的价值，其实就是要造成社会的健全分子，增进“生活的力量”，减少社会的痛苦。这是“教育的工具观”所无法达成的。他为此发出这样的疑问：“教育家要承认个人的目的比社会的目的重要呢？还是社会的目的比个人的目的重要呢？”在他心中这个问题是有答案的。他提醒：“不过我们不要忘记，一个社会，是由个人的分子组成的。有了健全的分子，不怕没有健全的社会。一个健全的教育制度，必须社会与个人有完全的和谐；要使社会的发展，助成个人的自达，不要牺牲个人的自达，来助成社会的发展。”
通过教育造就健全的分子，这是培养“生活的力量”的前提。任鸿隽本人就是那个时代的健全分子，身上体现出的正是“生活的力量”。一个社会多几个像他那样清醒而且认真的人，这个社会便多了几分希望，如果他们成为社会的重心，这样的社会就有希望成为一个健全的社会。虽然，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中，他们所代表的手无寸铁的力量曾经被淹没了，但他的思考与见解仍然代表着文明的方向。